停车、开门、下车，三个寻常动作，稍有不慎却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此前，50岁的徐女士在骑电动车回家途中，因一辆私家车突然开门与之碰撞导致骨裂并住院，42万余元的索赔事宜在驾驶人、乘客和保险公司之间一度相互推诿。这样的困境，在过去被称为“开门杀”的事故中并不少见。
从今年6月30日起，上述理赔“扯皮”将画上句号。最高人民法院5月6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解释（二）》］明确，被侵权人（即受害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开门杀”事故理赔责任明确，同时也引发了市场新的关注：车险保费会涨吗？网约车等营运车辆会受影响吗？保险公司又如何防范新的风险？为此，《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以下简称每经记者）采访了多位专家和保险从业人士。
新规破局 理赔不再“扯皮”
“通常所说的‘开门杀’案件，是指机动车乘车人下车时未履行谨慎义务突然开门，与车下行人等第三方发生交通事故，进而引发责任认定及损失处理的纠纷。”险律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及北京浩博法律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创始人崔春霞向每经记者表示，此类事故的责任认定之前常按机动车方、开门乘客与受害方划分，若开门乘客需担责，保险公司往往因这属于商业车险免责范围而拒赔对应损失，导致产生大量索赔纠纷；如果受害方直接起诉开门乘客承担赔偿责任，又往往因乘客缺乏赔偿能力，导致受害人虽获得法律支持却难以实际获赔。
如今《解释（二）》将这些责任予以厘定，即事故中，乘客责任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保险不能任意拒赔，司机和乘客也不能轻易“甩锅”。
天职国际保险咨询主管合伙人周瑾向每经记者表示：“从底层逻辑看，司法解释实际上是将驾驶人与乘客视同为对外赔偿责任的一个整体，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因此针对受害人而言赔偿责任更加清晰。在这一变化下，保险公司的赔偿范围更大了，除了之前的从车和从驾驶人的责任，还要覆盖乘客行为风险。这相当于重塑了交通参与各方的责任边界和安全意识。”
中国城市发展研究院投资部副主任袁帅表示，从整体来看，《解释（二）》对“开门杀”责任的界定，是对机动车运行风险的重新诠释，即机动车的使用风险不仅包括驾驶人的驾驶行为，也包括车辆使用过程中相关人员的附随行为。只要这类行为与机动车的使用直接相关，就属于保险应当覆盖的风险范围。这一调整既符合保险分散社会风险的制度初衷，也在更大程度上倾斜保护了交通事故中弱势的受害人，实现了侵权责任承担与保险赔付规则的有效衔接，为处理类似的机动车附属行为责任纠纷提供了明确的裁判指引。
成本传导 车险定价面临结构性调整
传统的“从人因素”仅关注驾驶员（如是否违章、驾龄长短等）。《解释（二）》对赔偿责任的调整，意味着“从人因素”的范围必须扩展至司乘人员整体，乘客的结构性风险将成为新的定价变量，而这一变量在营运车领域尤为不可控。
“理论上，保费会呈现上升趋势。以前不赔的乘客责任风险，现在要赔，基础纯风险保费必然增加。此外，保险公司需预留额外资本以覆盖乘客行为不可控带来的不确定性。”奕丰基金宏观策略分析师、投资经理李净向每经记者表示，鉴于目前保险公司在乘客行为习惯方面几乎没有数据沉淀，缺乏构建差异化定价模型所需的历史赔付数据支撑，因此只能通过场景进行间接定价。例如，借助车辆使用性质这一因子来提高营运车辆的保费。
每经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保险公司确实也是这么做的。以主做新能源网约车业务的现代财险为例，营运车辆高频上下客的场景，天然决定了其开关车门风险暴露远高于私家车。基于精准风险评估和合理定价的考量，现代财险网约车车险专属定价模型拟将开门违规记录、乘车人责任事故列为定价因子，用价格信号引导风险意识的提升。
“尽管新规对现代财险车险整体赔付率的影响仍在可控范围内，但我们不会止步于被动消化，而是主动将‘开门杀’历史事故纳入精算定价。”现代财险方面向每经记者表示，未来费率走向一定是有升有降的结构性调整：驾驶习惯良好、具备安全意识的司机，例如总是选择安全位置停车、主动提醒乘客留意后方来车的司机，其保费将切实下调；反之，保费将如实反映其事故成本，出现刚性上涨。当然，这并非单纯涨价，而是让风险定价回归公平——好司机无需再为少数人的疏忽买单。
至于保费变化会呈现出哪些特点，周瑾认为，需结合风险场景来分析。例如，在道路狭窄、交通拥堵的城市，出险概率相对更高；在自行车和电瓶车等骑行者密集的城市，赔付案例会更多；营运车辆的乘客情况更难以把控等。以此类推，营运车辆保费的上涨相较于家用车会更为显著。不过，保费的上涨应会呈现出差异化，不会出现普遍上涨的情况。
隐忧待解 保险公司追偿困难
值得一提的是，现行NCD（无赔款优待）系数仅与车主/驾驶员的出险记录相关联，因乘客“开门杀”而导致的出险情况，只能直接或间接地体现在车主保费的浮动上。这就意味着，车主对乘客下车的行为缺乏实质性的控制能力，却要承担保费上涨的后果，这或许会形成行为与责任分离的悖论。
这种机制可能会诱发两类道德风险：其一，车主在投保之后会放松对乘客的提醒义务（反正有保险兜底）；其二，保险公司为了规避不可控的风险，会对高频搭载陌生乘客的车辆（如网约车）提高自主定价系数，从而间接推高营运成本。
此外，每经记者注意到，相较于《解释（二）》征求意见稿，《解释（二）》删除了“承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的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后向对造成损害有重大过失的乘车人追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这意味着，除非保险公司能证明“开门杀”损害由乘车人故意行为造成，否则就必须按照司法厘定的受害人主张赔偿责任进行赔偿。
而如何界定故意行为显然是较难的，这个过程中如何防止道德风险也是保险公司需要思考的问题。“‘开门杀’如果形成黑灰产还是挺让保险公司头疼的，毕竟行为发生时保险公司不在现场，比较难找证据。”某财险机构从事车险定价业务人士在与每经记者交流时表示，就这个行为来说，保险反欺诈体系识别是有难度的。
此外，《解释（二）》要求保险先行赔付，保险公司不再是代位赔偿中的配角，而是第一顺序的赔偿主体。即便后期发现乘车人存在故意行为，以机构身份向个人追讨后期赔偿也存在一定难度。
“从保险公司角度来看，‘开门杀’追偿难确实是新规实施后面临的现实困境。”现代财险方面认为，行业需要积极适应这一变化，在做好理赔服务保障受害人权益的同时，也要合理应对追偿难题。
行业应变 已有险企启用风险标识
尽管业内人士一致认为，车险定价中“从人因素”的增加会对车险保费产生一定影响，但这种影响传导至具体业务端尚需时日。
据悉，《解释（二）》将于今年6月30日起正式施行，这意味着在《解释（二）》施行前，保险公司无法精准把握“开门杀”在理赔环节所产生的影响。
“对定价影响短期可忽略，现在没有数据证明此类案件占比较高。”上述某财险机构从事车险定价业务人士表示。不过，非机动车存量持续上升的确是个问题。这两年，机动车与非机动车碰撞（不仅限于“开门杀”）的事故数量增长迅速，很值得关注。
有业内人士表示，司法政策影响保费端需经历三个环节：首先是赔付数据积累，《解释（二）》于6月底施行，保险公司需至少一个完整年度观察实际赔付率变化；其次是精算模型迭代，行业协会和再保险公司需重新评估风险因子；最后是监管审批与产品备案，车险费率调整需向监管部门报批。
“历史上，类似交强险无责赔付范围扩大、商业险代位求偿权明确等政策，从出台到保费端显现，大约历经一到两个保单年度。”该业内人士认为，考虑到“开门杀”单次事故金额通常不高但频次可能上升，对整体赔付率影响有限，保费端的显性反应可能偏温和，更多是结构性调整而非普涨。
不过，这不影响保险机构对“开门杀”的关注。“目前，我们已针对‘开门杀’相关事故在系统中设置单独打标，同时围绕新规实操标准，紧锣密鼓地筹备相关培训。”现代财险方面向每经记者表示，有信心在近期全面完成各方面准备工作，确保6月30日新规施行起，各项理赔工作能够无缝衔接、平稳有序地开展。
“此外，我们也制定了过渡期应对方案，在新规正式施行前，对于涉及‘开门杀’的案件，会依据现有规定和流程妥善处理，并做好与新规的过渡衔接，保障客户权益不受影响。”现代财险方面补充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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